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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听花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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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觉得人生应如花儿一样绚烂,无论是富贵的牡丹还是如米的苔花。如果你的花儿已经盛开,那就静静地欣赏周围蓓蕾的绽放,默默地为他们喝彩,你的人生之路定会春色满园,如果你的枝头已经结果,那就悄悄地倾听周围花儿鼓劲的声音,默默地为他们欣喜,你的人生终会硕果累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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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应台为孩子解说两种道德 (转)  

2011-01-23 16:41:09|  分类: 与您共享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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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应台为孩子解说两种道德
来源:亲爱的安德烈 作者:龙应台

 

我的“忏悔录”

MM:

我在前封信里说,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,好像没什么好“反叛”的。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,想法有点改变。

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《好日子过去了》。三个年轻人,觉得社会很不公平,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“赤军连”的革命精神,只不过,“赤军连”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,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。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,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,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,然后留下一张纸条:“好日子过去了!”他们“恐吓”富人的意思是: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,我们进来了。

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,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。有一天夜里,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,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、认出了。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“绑走”,也就是说他们成了“绑匪”。

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,几个人开始交谈。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“愤怒青年”,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。三个人逐渐反省,觉得他们的“绑架”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,想把人放走;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“愤怒”岁月,也表示不会报警,而且债也不要讨了。

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,却改变主意,马上报了警。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,发现已经搬空,只留下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有些人,永远变不了。”

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,把频道关闭。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。

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、社会公义的电影。我在想,好,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,他开着BMW745的车,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,我们住的小镇,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——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“坏人”?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,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?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,而我只是上学,什么工都不必做,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,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?我也知道,电视在操纵、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,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。我也知道,物质满到一个程度,就失去意义,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。

这个世界,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“反叛”的东西了呢?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,如我前封信所说的,是否,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“革命”,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?

我想是有的,还是有的。

好,那我能干什么?我想出几个可能。一个是,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,拟定计划,上街去游行抗议。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,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,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。我觉得,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,而且我还能忍受它——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,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,不愿意看见问题,问题就变得抽象。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,假装看不见——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。

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,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,我能怎么做呢?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,说是信息开放,价值多元,电视、网络、报纸,每天都在影响我,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,他们告诉你,嘿,你要自己决定,因为这是民主。

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,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(对我来说是“很多”),他们似乎都有同感,这个世界没什么好“反叛”的了。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,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,怎么可能没有“反叛”的需要?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,是否愿意站起来,行动不行动而已。
 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: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“站起来”,去“行动”?
 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,然后,MM,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,你就当它是“忏悔录”吧。我发现:是,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,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,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。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,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,让它被倒掉。换句话说,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(asshole)。

我是一个“日子过得太好”的年轻人,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,但是至少,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,而且至少,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。

  现在,MM,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德烈


 

安德烈:


   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,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。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。菲力普的化学老师,海啸时,正在泰国潜水。死了,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。我对这个年轻的老师还有印象,是汉堡人,个子很高,眼睛很大。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,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。


    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,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,学生觉得他很“酷”,特别服他。我说,菲力普,给他的家人写封信,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,好不好?他面露难色,说,“我又不认识他们。 ”


    “想想看,菲力普,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。再过五年他七岁,能认字了,读到你的信,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,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,很服他——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?”


    菲力普点点头。


    安德烈,我相信道德有两种,一种是消极的,一种是积极的。


   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: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,知道 20%的富有国家用掉 75%的全球能源,所以我不浪费。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,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。离开厨房时,一定关掉厨房的灯。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,我一定不断地开灯、不断地关灯,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。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——还一面骂你们没有“良心”?窗外若是有阳光,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,绝不用烘干机。若是有自然清风,我绝不用冷气。室内若开了暖气,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。浇花的水,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。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,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,记得吗?


   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,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。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,然后,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。鲨鱼没了“翅膀 ”,无法游走,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,就在海底活活饿死。我从此不再吃鱼翅。


    菲力普说,唉呀妈妈,那你鸡也不要吃了,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?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,你说人道吗?


    我说,我又不是圣人,我只管我记得的、做得到的。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,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。


    你一定知道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。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,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,直接汲取胆汁。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。年幼的黑熊,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,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,而笼子不变,笼子的铁条就深深“长”进肉里去。

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、用什么中药,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,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,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。消极的道德,碰到黑熊的例子,就往“积极”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。


   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,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。你想过为什么吗?


   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。山很陡,全是石阶,远望像天梯,直直通进云层里。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,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,一根扁担,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。一个皮肤黝黑、眼睛晶亮的少年,放下扁担休息时,我问他挑的什么?一边是水泥,一边是食品,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。他早晨四点出门,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,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。一路往上,路太陡,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。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,黄昏时爬到山顶,放下扁担,快步往回走,回到家已是夜深。第二天四时起床。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,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。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。挑的东西有多重?九十公斤。他笑笑。一天挣多少钱?三十块。安德烈,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,可能不够你买三支冰淇淋。到了山顶旅馆,我发现,一杯咖啡是二十元。我不太敢喝那咖啡。但是不喝,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?这些思虑、这些人在我心中,安德烈,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,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。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,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:


    “快看!”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: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,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;刚好一辆 Rolls Royce开过来,成为背景。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,豪华车就开走了,老妇人抬起头来,她有一只眼是瞎的。


   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,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。我很喜欢香港,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,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,令我难受。但是,我能做什么呢?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,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,那么我能做什么呢?


    我写文章,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。我演讲,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。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,崇尚简单,以便于“对得起”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,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,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,因为,我的“道德承受”也有一定的限度。我也很懦弱,很自私。


    在你的信中,安德烈,我感觉你的不安,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。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,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。我记得你七岁时,我们在北京过夏天。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,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,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。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,挂在脖子上,然后,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。到了一片草坪,你却突然下车,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,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。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,你在一旁求他:放吧,放吧,蝈蝈是喜欢自由的,不要把它关起来,太可怜……


   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,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。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,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,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。你主动把蝈蝈放走,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,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,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。所以,能不能说,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?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——不浪费,不奢侈,但是有些事情,我选择积极。譬如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,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,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,……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。是不是真有效,当然是另一回事。…… 


   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“混蛋”,安德烈,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。但你才十九岁,那个时间会来到,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,如何行动,那个时刻会来到。而且我相信,那个时候,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不做什么,做不到什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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